笔者认为，将上述司法文件中使用的“他人犯罪行为”“其他犯罪”“其他案件”“他人犯罪活动”等概念简化为“他案”，从而与“本案”形成对应性概念。然而，本案与他案作为相对笼统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难免因内涵与外延模糊而缺乏可操作性，由此走向两个极端：或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理，将“上家”情况一概纳入本案范围，进而不认定为立功；或基于形而上学孤立的观点，将“上家”情况一律划进他案范围，进而认定为立功。上述两种做法因其绝对化倾向，难免导致不当认定，进而影响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准确判定和量刑公正。前述第二种观点提出的“共同犯罪”标准从进路上看具有可取性，因其为本案和他案的界分标准注入了工具理性，更具可操作性。然而，笼统适用共同犯罪标准将导致检举“上家”行为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立功之法律后果。因为从表象上看，上下家之间由于不具有基于意思联络结成的共同犯意和基于相互配合形成的共同行为，而不符合共同犯罪之犯罪构成，故不属于共同犯罪。鉴于此，前述第三种观点又提出了”对合型共犯”标准，认为在对合型犯罪中，参与双方（即上下家）的行为均系对方行为成立的必要条件，一方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必然包含对方的犯罪事实；同样，交代对方的犯罪事实也必然包含自己的犯罪事实。这种互相包容的必然性决定了犯罪人关于“上家”的供述必然属于与自己实施的犯罪相关的情况。该标准可谓矫枉过正，将造成检举“上家”行为一概不能认定为立功之法律后果。不难看出，后两种观点虽致力于弥补第一种观点的不足，但均事与愿违，同样陷入片面化、绝对化窠臼。

　　笔者认为，应将“同一犯罪对象”作为检举“上家”行为应否成立立功的法律标尺。理由如下：同一犯罪对象是联系上下家的桥梁。以毒品犯罪为例，贩毒链条的“上家”将一宗毒品卖给同样具有贩毒故意的“下家”，如果“下家”检举了“上家”向自己贩卖毒品的行为且经查证属实，则上下家将因同一犯罪对象分别以贩卖毒品罪入罪，并形成法律上的两个独立案件。《纪要》也明确提出，“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是，由上下家所涉案件的独立性径行推导出“下家”的检举行为一概成立立功并不妥当，因为“上家”的贩卖行为和“下家”的购买行为所指向的毒品具有同一性，乃同宗毒品。对于买卖同宗毒品这一对合行为，上下家之间具有基于意思联络形成的共同合意。“下家”购毒后进一步贩卖之行为，乃“下家”贩卖毒品罪的实行行为，而“下家”的购毒行为，乃其后继实行行为的预备行为。因此，理论上讲，“上家”向“下家”贩毒实质上属于为“下家”贩毒的行为提供帮助，属于帮助犯，因而上下家构成贩卖毒品之共同犯罪。《纪要》及司法实践将上下家作为独立的贩卖毒品罪分案处理，实际上属于“法律拟制”。拟制后，在对“上家”单独以贩卖毒品罪论处的同时，应当看到拟制前上下家之间存在共同犯罪的法律结构。因此，检举“上家”即检举帮助犯，理所应当属于本案范围，不应认定为立功。

　　但是，实践中尚存在如下情形：其一，被检举的“上家”拒不交代其曾向“下家”贩毒，办案单位亦无法通过其他证据确证，进而无法认定“上家”就同宗毒品亦成立贩卖毒品罪，办案单位却根据“下家”的检举顺藤摸瓜，查证属实“上家”实施了就他宗毒品针对其他“下家”的贩卖行为。其二，被检举的“上家”不仅交代了其曾向“下家”贩毒，还交代其曾向其他“下家”贩卖他宗毒品且经查证属实。上述两种情形下，“上家”向其他“下家”贩卖他宗毒品确与本案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关联，“上家”贩卖毒品的对象范围超出了同一犯罪对象范畴，“上家”向不同“下家”贩卖不同宗毒品的行为属于法律上的连续犯抑或同种数罪，乃相互独立之贩毒行为，属于实质上的数罪，只不过在处断上对“上家”仍定贩卖毒品罪一罪。可见，“上家”向其他“下家”贩卖他宗毒品之罪行确系他案。“上家”就贩卖他宗毒品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直接源于“下家”的检举，如不对“下家”认定立功，有违公平正义精神和作为立功制度价值基础的功利原则，且“上家”的其他贩毒罪行涉及新的犯罪对象和新的法益，不涉及重复评价，认定为立功也是公平合理的。在法律依据上，通常而言，毒品“上家”不会仅向一个“下家”贩毒，只要锁定“上家”，完全有可能查实“上家”的其他贩毒罪行，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挖出“窝案、串案”，故检举“上家”的行为属于向办案单位提供了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应当依法认定为立功。当然，如果办案单位根据已掌握的线索或者按照正常工作程序可以掌握的线索锁定了“上家”，进而查出“上家”其他贩毒罪行的，不应认定为“下家”之立功。

　　上述标准可通用于存在具体犯罪对象的各类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