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明文件”的规定由来已久，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都对适用“证明文件”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比如，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规定，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第122条规定，侦查人员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等等。

　　究竟何为“证明文件”，其范围如何界定？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证明文件”的概念，司法实践中也认识不一。长期以来，出示证明文件一般有三种方式：（1）出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证明信；（2）出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介绍信；（3）出示工作证件，开具法律文书。这就容易产生执法、司法行为不规范、不统一问题。

　　但是，尽管没有对何为证明文件作出明确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下称《规则》）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下称《规定》）等具体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范性文件，对于刑事诉讼法中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情形，有的分别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比如，对应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规定，《规则》第193条规定，传唤犯罪嫌疑人，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出示传唤证和侦查人员的工作证件，并责令犯罪嫌疑人在传唤证上签名、捺指印。对应刑事诉讼法第122条关于出示证明文件的要求，《规定》第205条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询问前，侦查人员应当出示询问通知书和工作证件；而《规则》仍然规定，“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的证明文件”。

　　可见，尽管有关具体规定并不完全统一，但是在很多情形下，已经将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明文件”细化为工作证件和相应的传唤证、勘查证或者询问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如此规定，可以避免司法实践中出现执法、司法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

　　基于此，笔者认为，“证明文件”在立法用语中属于不明确的概念，有必要具体明确规定为“工作证件和相应法律文书”，这更有利于执法、司法行为的规范统一，也更具有可操作性。